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构筑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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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不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坚持创新引领，注重在社会治理中革故鼎新、独辟蹊径；坚持协调统筹，注重在社会治理中科学规划、协同推进；坚持绿色治理，注重在社会治理中标本兼治、低耗高效；坚持开放思维，注重在社会治理中包容吸纳、互鉴互惠；坚持共治共享，注重在基层治理中全员参与、平安同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方略和根本指针。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必须深刻理解五大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自觉用以指导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一、新发展理念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国家发展理念对头不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论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攸关“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这一内涵丰富的系统论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极大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历史和人民选择成为国家唯一合法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国家发展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路线、新方略、新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旧中国受尽列强欺辱盘剥、国家一清二白的内外交困政治局面，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带领全国人民、整合有限资源，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加紧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国有计划经济模式，让一个处于世界工业文明霸权势力封锁打压、陷入极端恶劣国际环境下的落后农业大国，变为初步具有工业化规模的东方大国，特别是土地公有制的全面建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打下了最为坚实并极具长远性的物质经济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重大决策，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展了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1989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发展总目标和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总体框架，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的世纪。随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执政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此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里程、新高度，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实践证明，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理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统揽世界格局的宽阔视野和俯视历史发展的奔涌潮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运用和发展了中共执政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不断探索提出并丰富着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特别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一新发展理念，揭示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规律，是顺应时代要求的科学选择，是源自深刻实践的治国智慧，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基本遵循。五个重大关键向量包含着大量充满时代气息和中国治道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既体现了政治性、战略性、思想性的特点，也体现了知识性、专业性、实操性的要求。其各有侧重又互相融合、各有维度又互相促进，形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联系紧密、维度丰满的复合体，可谓“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必将指引中国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赢得“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实现。这一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取得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巨大成就的特定历史时期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科学决策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集体向人民、向历史、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和战略谋划，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视野、新里程、新境界，不仅为新时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注入了新内涵、拓阔了新路径、开辟了新纪元，而且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独具鲜明特色、见诸实践成就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二、新发展理念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指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持续奋斗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体中华儿女正戮力同心迈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战略机遇期，需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家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不断完善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滞后于经济发展，以及伴生的矛盾纠纷多发高发、社会治安形势复杂、安全风险隐患凸显、社会群体融合困难等各种社会问题和风险。要坚决贯彻完善党中央关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部署新要求，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迎接新挑战、解决新矛盾、破解新问题、消弭新风险、实现新目标。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治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放眼全球，当今世界发展既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社会进步、民生福祉提升提高等成功和成熟的经验，也有思想僵滞、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社会冲突、贫富沟壑加大加深等失败和挫败的教训。聚焦国内，改革开放40周年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特别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相当突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受国际因素倒灌效应和国内因素溢出效应相互交织的多元影响，中国社会矛盾风险见诸于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层面、各个节点，其表现形式各异、性质各异、规模各异、数量各异、程度各异，既有历史遗留的疑难杂症存量，也有发展带来的矛盾风险增量，并在中国特有的时空结构下表现出井喷性、复杂性、传导性、难控性特点。预防和化解这些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必然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继续深化改革发展基础上，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道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着力治理涉农涉土、劳资、金融、房地产、民生、环境等领域矛盾纠纷，更好地满足人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推进人的全面进步、社会全面进步。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治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内在要求。美国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提出著名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级需求层次，也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内涵。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2020年超过百万亿元，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初期人们追逐物质利益，期盼“得到”；现代风险社会人们希望远离风险隐患，害怕“失去”，因此，“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之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空前涌动，但市场机制的趋利本性也诱发部分社会成员越矩行为，各种治安刑事案件高发，涉邪涉毒涉黑涉恶特别是网络犯罪突出，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屡禁不止。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必然要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上，推动经济社会法治齐头协调发展，既要严刑峻法、依法打击违法犯罪，又要蜕故孳新、整治扭转影响社会治安的沉疴宿疾，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全民平安创建活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社会治理获得感。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防控新时代中国社会风险隐患的内在要求。纵观人类社会历史，风险与发展总是结伴而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在短时间内积累了西方百多年曾历经的劳资纠纷、两极分化、环境污染、食药品问题、失业、腐败等传统风险，在近数十年的全球化、网络化大潮中又面临与西方同样的如恐怖主义、金融风险、科技风险、网络风险、制度风险等现代风险。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科层化、国际化、信息化发展时期，因而兼具前工业社会、早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大部分风险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在这样大的风险综合体，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灾难呈多发态势，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加大，安全生产面临许多风险隐患挑战等等。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增强社会风险意识，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以更深邃的思想、更宏大的战略、更宽广的视野、更磅礴的民力，来认识风险、研究风险、预测风险、管控风险、治理风险，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以新发展理念贯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全过程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是把“两个百年”宏伟蓝图全部变为现实的前提条件和目标要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揭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规律的最新发展理念，同样也是指导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想新思维新思路，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从战术上落实落细。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责任担当，更加精准地聚焦改革发展中的问题短板，更加清晰地确立社会治理的攻坚方向，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构建和完善社会治理新格局全过程。

第一，坚持创新引领，注重在社会治理中革故鼎新、独辟蹊径。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强劲发展，传统的“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用尽，创新能力不足使中国制造未能转变为中国智造，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将创新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使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将带来中国经济发展注重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深刻变革。它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动力之源，是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万能钥匙，是提高综合治理效益的必由之路。社会治理是一种以需求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的创造性活动，它以发挥个人思维的能动性和拓展性为基础，借助科技手段，依靠制度优势，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实现改变世界的想法，“以一小步创新铸就一大步文明”，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感叹：“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思维缜密、笃志奉献的人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这也是唯一曾经改变世界的方式。”基层矛盾纠纷、社会治安、安全隐患等风险问题千奇百样、千变万化，化解纠纷、解开心结，由乱向治、和睦与共，居安思危、防控风险，需要创新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方法手段；需要善于运用市场思维、市场原则、市场逻辑、市场机制，以一个个创新项目为抓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善于运用利益引导、商业运作推进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善于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外包、保险预防等方式推进基层社会基础建设、防控风险、消除隐患，提高社会治理市场化水平；善于发挥各类企业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激发广大公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善于利用“互联网+”思维，大胆拥抱信息数字革命浪潮，推进源头治理、主动治理、动态治理、智慧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

第二，坚持协调统筹，注重在社会治理中科学规划、协同推进。协调是指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顺利实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迅猛，但农村现代化进程缓慢；扶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中国GDP跃升世界第二，但也伴随市场经济引发和积累的各种社会风险和矛盾问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的背后是“软实力”的相对不足，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协调发展就是要辩证发展、整体发展、协同发展，扭转单一发展偏好，打破路径依赖，改变“一富遮百丑”局面，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更加均衡、更加全面发展。协调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抓手，是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关键，是补齐短板、打破瓶颈、拓宽视野、统筹推动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齐头并进的内在要求。如，针对在当前基层治理格局中仍然存在的治理资源分散、部门单打独斗、机制运行不畅、合力难以形成等薄弱环节，要加强综合协调、统筹整合、协同治理、整体推动。又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中要增加防灾减灾的内容，对公共交通、通信、电力、煤气、水利、热力、气象等重要基础设施，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各个环节都要统筹资源、严格落实抗灾设防标准，增强城市抗灾防恐基础能力。还如，要提高医院、学校、大型商场、文化娱乐、旅游景点、工厂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抗疫防疫和反恐防暴设防标准，统筹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定期深入开展地毯式、全方位的隐患排查和风险治理工作。

第三，坚持绿色治理，注重在社会治理中标本兼治、低耗高效。绿色是大自然中的常见颜色，代表清新、希望、平静、安全、和平、舒适、生命、宁静、自然、环保、生机、成长、青春等富含正能量的深刻意蕴。将绿色发展摆在经济社会建设的突出位置，就是要在中国发起一场生态革命，强调生态环保、低耗高效，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问题，注重更加环保、更加和谐。在社会治理中可延伸为源头治理、依法理性，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源头、在发端、在基层解决深层次、源发性问题，这是社会善治的根本追求，是打造平安中国的正确指向，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必由之路。面临基层社会出现的诸如“邻避效应”、集体抗争、非法维权、信仰缺失等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高能耗和负能量，要改变过去即时性、被动性地对风险发生后的处置、惩罚、恢复的做法，强化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平和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心理治理，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坚持法治引领、破解难题，坚持源头治理、以防为主，坚持文化润心、以和为贵。要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定期排查、实时监测社会矛盾纠纷、社会治安问题、社会安全隐患的动态防范和治理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理，发扬光大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种更大社会风险事件的发生，最高质量地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第四，坚持开放思维，注重在社会治理中包容吸纳、互鉴互惠。开放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禁锢，允许进入，并引申出释放、敞开、舒展、拥抱、开明、包容等意涵。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坚持实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深度融进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对外开放质量，解决国家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注重更加优化、更加融合、互相促进、互惠互利。无论是拓展“一带一路”、牵头设立“亚投行”等，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形成高质量的开放格局。这是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民族崛起、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必由之路，同样也是深化基层矛盾治理、营造社会仁爱包容、平安和谐良好氛围的阳光大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强化开放理念，运用开放思维，凝聚各方智慧；需要解除原有封锁、禁令、限制等禁锢，引入开明、拥抱、包容等理念，敞开海纳百川胸怀，以包容心态、宽广胸襟，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以开放性架构、市场化机制吸纳社会力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形成多元化治理模式；需要打通部门信息孤岛、数字鸿沟，吸纳人类文明精髓，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拓阔当代中国应对世界性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建立上下贯通、横向联通、内外互动、公开包容的社会治理基础信息数据库，将独立分散、孤立运行的条块治理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努力构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快捷高效的智慧治理大平台。第五，坚持共治共享，注重在社会治理中全员参与、平安同创。共享是指与其他个体共同分享某些事物和信息。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人民福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必然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随着中国经济“蛋糕”的不断做大，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发展失衡、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凸显，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共同富裕、发展成果共建共享上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要破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障碍，打破既得利益集团阻力，注重更加公平、更加正义，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样，共享是基层矛盾治理的宗旨和目的，也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要运用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理论拓展全员参与动员机制，社会治理措施只有切合老百姓的内在需求，才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治理潜力；要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动员组织群众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一带十”团结周围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要引入市场化保险机制，以保险机制内蕴的社会风险评估、危机预防预警、风险监管协助、应急宣传教育、危机处置反思等一系列专业特长，发挥各类责任保险产品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多发的契约化、规范化作用；要运用“互联网+”构筑社会公众共建共治共享新平台，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终端，建立新时代“互联网+群众路线”的新型模式，形成网格化、可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平台；要运用法治原理作为动员凝聚社会公众的最大公约数，加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齐头并进，推行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把普法覆盖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以关键少数为导向为引领，以社会精英为先锋为骨干，以青少年为基础为长远，从法治观念改变上入手，从体制机制上强化，从具体实践中落实，提高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和法治素质，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在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还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要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评估和奖惩激励机制，使其成为引导基层治理方向、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指挥棒”“导向仪”，促进基层各类社会治理主体更好地履职尽责，不断改革治理思路、改善治理措施、创新方式方法，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见兔放鹰、一针见血，突破瓶颈、补齐短板，提高综合治理效能。评价结果应以各级党委政府名义发布，与各地各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政绩挂钩，提升基层治理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知晓率。要强化问责机制，对评估名次最靠后的领导约谈甚至问责，以靶向治理增强目标管理评估的权威性、导向性，推动基层治理再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建设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平安中国，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本文系作者根据其发表于《长安》杂志2018年第九期《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广东社会治理转型》论文修改